台灣導演侯孝賢在康城影展憑（據說八月上畫）的《刺客聶隱娘》奪得最佳導演獎，使華文媒體（當然包括香港媒體）重新留意到這位「台灣新電影」的大師。正逢其時，《光陰的故事：台灣新電影》－－這部2013年製作，回顧「台灣新電影運動」三十週年的紀錄片，最近在香港作特別放映。以紀錄片而言，這片子雖然並不特別突出，但其走訪各地途上，受訪者無分語言、年齡、地域，都在鏡頭前，訴說自己如何受三十年前開始的這波電影新浪潮影響、感動。這本身就已經是一件動人的事情。
電影訪問了台灣、香港、中國大陸、以至歐美受台灣新電影影響、甚至親身參與其中的人們。尤其令筆者覺得新鮮的，是影片訪問《悲情城市》奪獎當年的威尼斯影展評審。他披露中國第五代導演謝晉如何在評審團中力陳《悲》片的重要性。影片也不時穿插經典新電影的片段，諸如《戀戀風塵》、《童年往事》、《恐怖分子》等等，令不少鮮有公映的片段得見大銀幕。
台灣新電影技法圓融、電影感豐富而且意義深刻，直到今日仍然能夠呼應人類的處境。但其實由始至終，台灣新電影在市場上都難稱成功。其不與市場妥協、加上主要作者們對其心目中電影藝術的堅持，即使「新電影運動」波瀾壯闊，卻是當時台灣的「票房毒藥」，就如本片訪問中的泰國導演韋拉斯花古（Weerasethakul），都半玩笑、半真誠的講「台灣新電影真的令人昏昏欲睡」。
在市場角色極大的電影產業之中，台灣新電影健將們如侯孝賢、楊德昌、吳念真等人面對的壓力，與及製作的難度，恐怕都是我們難以想像的。但是，新電影一代的台灣電影人卻以超乎尋常的魄力和堅持，一同捲起了這波「東亞現代電影的大浪潮」，縱使其中艱辛、大眾的不理解都不足為外人道，但最後留下的，卻是華語電影以至世界電影史中，一部部彌足珍貴的經典，帶動電影世界的潮流；同一時間，他們的電影也呼應著時代，在當時急遽變化的台灣社會中發聲。就如侯孝賢在1989年的《悲情城市》，除了奪得威尼斯影展最佳電影獎，也是台灣自「二二八事件」以來首部直接探討這宗慘案的台灣電影。
香港人近年熱愛台灣文化，但台灣值得香港借鏡想望的，當然不止「小確幸」式的生活方式。「新電影」一代的這種氣魄、這種「念念不忘，必有迴響」的信念，倘放在我們心中、成為我們做人處事的態度，誰說我們不能在香港也捲起將令後人津津樂道的浪潮？
蔓珠媒體 Manju Media 